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卖成人光盘的留学生
[版面:回国][首篇作者:ggnois] , 2019年01月24日20:54:33 ,593次阅读,0次回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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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信人: ggnois (ggnois), 信区: BackHome
标  题: 卖成人光盘的留学生
发信站: BBS 未名空间站 (Thu Jan 24 20:54:33 2019, 美东)

多伦多的夏天,紫外线格外强烈。晴时天空蓝得刺眼,阳光从上方倾泻而下,皮肤被烫
得隐隐灼痛。这样的日子,让人很难有欲望迈出门槛半寸。每到午后,店里没有客人了
,我和皮特坐在店里面百无聊赖,便打开收音机。广播中女主持嗓音尖薄,反复强调着
涂抹防晒霜,像是树梢上的蝉鸣。

皮特说:“渔,这女人应该到印度看看。那可没有空调,她会明白什么叫做热。”一有
机会,他总要说起印度,说着说着他自己就笑了,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。

我俩都是店员。我是中国人,皮特是印度人,皮肤黝黑,眼睛硕大,头发卷成菜花。
2012年夏天,我们双双在多伦多的一家成人音像制品店打工。从太古广场向南,上了肯
尼迪路,走不上十分钟,就能看见一个袖珍商业广场,一家孟加拉餐厅,一家中国小便
利店,音像店在正中间。从门外看不到店内,只有墙上留下三个醒目的“X”,提醒着
少儿不宜。

那时我毕业两年,一直没有份正经工作,我从小城圭尔夫搬到多伦多,期待在这座大城
市能寻找到更多机会。我每天发出几十封简历,刷遍了招聘网站,却一次次石沉大海。

打给父母的电话里,我永远一切都好:“等我赚了大钱,买一座大房子,就接你们过来
一起生活。”在我精心编织的未来里,我带父母去北极圈看北极熊和极光,到温哥华看
雪山和大海。说得多了,仿佛这些故事马上就要实现一样。

我无法向父母坦白,在偌大的多伦多,我没收到一封录用书。银行账户只剩下一千加币
。我每天吃一顿午饭,用两片面包卷上煮鸡蛋,佐料是盐和黑胡椒;付不起油钱,步行
三四公里去坐地铁,却赶上暴雨,浑身湿透在雨水中狂奔。

衣锦还乡,是中国人的夙念。我在心里打定主意,除非富贵,否则我不会回去。无处可
去,我参与了四次传销会议,只因对方车接车送还提供两个面包一瓶水,但后来连这样
的免费午餐也没了。对方大概看出我的意图,对我客气地下达逐客令。

钱不够续租,我只得在城市边缘寻一处更便宜的房子,开着那辆小破车,恋恋不舍跨越
了一片松林,停留在两条高速交口边上。

房东是个四十几岁的上海女人,很瘦,戴着圆圆的金边眼镜,说话之前,总是先伸出右
手向上推一推镜框,左手叉着腰。她姓梅,让我叫她梅姐。初次见面,梅姐突然说:“
小李,你如果要搬走务必提前两个月告诉我,不然我可是不退押金的哦?”

后来我才知道梅姐特意强调,是因为房子毗邻索马里难民区,每到晚上街头难民便三五
成群站在红绿灯前,盯着形单影只的路人,像狼群。上一个租户住了一个礼拜,生生被
吓得跑掉了,我心里发毛可毫无办法。每天一边嚼着干方便面,一边跟家里通话,“这
房子可大了,位于富人区,正对着安大略湖,漂亮得很。”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七月底
。那个午后,我接到一家成人音像店的电话,对方问我要不要来店里试试,我毫不犹豫
地答应:“没问题,我随时都能工作。”

大部分时间,音像店里只有我和皮特两人,老板偶尔过来,这个巴基斯坦老头有着隆起
的啤酒肚和鹰钩大鼻子。印巴两国势同水火,可二人却在异国他乡相处融洽。只要时间
合适,归去时老头都要捎上皮特一程,一高一矮,一胖一瘦,两人一前一后钻进车内。
有时皮特抱着塞满碟片的箱子,老头不放心,边走边回头叮嘱些什么,皮特连声诺诺,
像一对父子。

老头一离开,我们溜出后门,坐在枫树下面抽烟。皮特在老头手底下干了一年多,有空
时他就会聊起老头的故事。皮特很抠门,总是蹭我烟抽,一面喷云吐雾,一面和我说起
来。

“你知道不,他老婆比他小二十岁。”他看着我,我当然不知道这些,只能摇头。于是
他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:“拉塞尔(老头名字)很厉害,他很成功。”

他去过老头家。在士嘉堡东南部的大房子,三层高,推开后院的栅栏,一大片草坪之外
,是成片的森林。老头的房子被森林挽着,像是童话中的城堡。

“那房子非常的大!” 皮特双臂夸张地上下比划着,企图勾画出轮廓。眼中露出羡慕
的神色,耸了耸肩,“我希望以后我也能像他那么有钱。”

皮特很崇拜这个巴基斯坦老头,“你看,拉塞尔可以成功,为什么我们不能么?”皮特
得意地笑着,想要拍我肩膀。我揶揄他,“不过我们还是在这里靠卖色情片为生。”

他于是又耸耸肩,“终归这是份工作,不是么?”

我无法判定皮特是不是真的如此淡然,认定这是份正经工作。我们的工资低于加拿大最
低时薪,店里生意不好,每天只能工作七个小时。电话里,我告诉父母自己找到了一份
音像制品批发的工作,我特意对“音像制品”四个字含糊其辞,才使得这份工作听起来
体面一些。那时梅姐每周过来一次打扫房间,来的时候总是在傍晚,日色昏沉,弯腰拿
着吸尘器在地上清扫。我们各自从房间出来和她打招呼,她一遍一遍地提醒着不要穿鞋
在地毯上跑,垃圾必须分类,最常说的一句是:“这里可是加拿大,不是中国!”她把
这句话打印出来,贴在墙上,似乎忘记了自己也是从中国来的。

租客们都烦她,她也看不起租客。自从听说我在成人音像店工作,她每次出现带着老公
或者儿子,就会躲躲闪闪。我难得落得清静,没去探寻原因,倒是其他房客神神秘秘地
告诉我:“李渔,那老太婆私底下叫你小流氓,怕你动手动脚。”

说完,他哈哈大笑。

八月初的时候我们和梅姐吵了一架。起因是房间里的洗衣机坏了。这个投币洗衣机响起
来像个拖拉机,总能隐隐约约闻到一股焦糊味道。房客们一直开玩笑说这东西搞不好会
炸掉。现在它虽然没有爆炸,但至少不再制造噪音。唯一不高兴的只有房东,她先是埋
怨我们洗衣服太多,又埋怨我们乱动搞坏了机器。“哎呀,我这个洗衣机,之前一直好
好的,怕是你们不会用,用坏的吧。”

她一说话,又露出趾高气昂的样子。两个小留学生和她从洗衣房吵到客厅,从客厅吵到
后院,那个江苏女孩哭哭啼啼:“我从小到大就没让人这么说过。”她坚持房东道歉,
但房东最终上了车,一骑绝尘而去。

我们花了好长时间安慰这个女孩。她坐在客厅一边抹着眼泪,一边用能想到最恶毒的语
言骂着这个姓梅的女人,又发誓她绝对搬走,一天也不多呆。

只是还没等她下定决心,梅姐又回来了。一起过来的还有她老公,他依然沉默寡言,坐
在边上沉默得像块儿石头。梅姐郑重其事地和我们道了歉,她说自己不该吵架,为此她
刚刚去了教堂向主忏悔,也希望大家可以原谅她。

临别时她站在门口,分别和两个女生相互拥抱,似乎欲言又止:“我下礼拜不过来,你
们自己打扫一下。抱歉。”只是犹豫再三,却最终还是说了出来:“我要回国几天。我
妈妈死了。”

说完这些,眼圈瞬间红了。她变成一只小鸟,把头埋在身边男人的肩膀。我看着他们乘
车远去心有戚戚焉。晚上特意和家里面视频。我看着父母,父母看着我,“你怎么瘦了
?”

“眼花了吧。我好着呢。”

“要是不如意就回家吧,不丢人。”

我借口上厕所,合上电脑,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面,哭出了声。夏天结束的时候,店里生
意依然一塌糊涂。为了不让它歇业,我在脸书上打广告、让朋友帮忙分销,甚至特意做
了海报,连夜贴在路旁指示牌下,缠上一串彩灯,通上电便闪闪发光,像一串暧昧的粉
红色葡萄。然而店里依旧门可罗雀,一天到晚见不到几个人。难得有几个客人看得多买
得少,大多数面无表情。

他们都是可怜人,不修边幅,头发蓬乱,穿着肥大的西裤,皮鞋上永远蒙满灰尘,皮肤
像是剖开的玉米窝头。目光躲躲闪闪,挂着腼腆的笑,显然缺乏自信,很容易让人猜到
他们曾经如何远渡重洋,不惜一切代价来到加拿大,孤苦伶仃、没日没夜夜蜗居在唐人
街打拼,被盘剥。

我总怕自己就此沉沦下去,也变成如此这般摸样。一天送走个福建人,看人出了后门,
我小声说:“他是非法入境的。”我给皮特看了“多佛惨案”:58个偷渡者,被闷死去
往英国的集装箱中。这些人怀着梦想出发,最终却命丧他乡,至死没有到达目的地。

皮特看完后沉默良久,拉着我到室外抽烟。他说他心情难受,又想起了自己的爸爸——
这个印度人现在是个出租车司机,还在开车养家。他给我看了照片,一个普普通通的印
度大叔,像街头那些印度司机一样,微胖,肤色黝黑。

没来加拿大时,他家在印度有房有地,父亲是中学教师,受人尊敬。皮特十几岁时这个
沉默寡言的中年人突然下决心要带着家人到加拿大。就算是全家人反对也在所不辞。那
时无人可以理解他的想法,和潮湿温热的印度相比,加拿大冰天雪地,简直是苦寒之地。

后来家里卖了房,卖了地,拿出了全部积蓄,坐在飞向加拿大的客机上,皮特看着下面
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小,终于被厚重的云层掩埋。广播里传来正宗的加拿大英语,金发碧
眼的空姐,屏幕上的航线图,无一不再提醒着他和故乡告别。

我以为皮特会怀念。因为他每天听着印度歌曲,看着印度舞蹈,最爱的电影是阿米尔汗
的《未知死亡》,然而皮特说:“我才不会回印度。”

“你知道真实的印度是什么样子么?”皮特走到货架上,拣出一张印度色情片,封面上
的女人瘦骨嶙峋。“这些可怜的女人都是街头找来的,代价仅仅是一顿饱饭或者一百卢
比。”

“一百卢比差不多是两个加币。”怕我听不明白,他又提醒我:“渔,你今天中午吃的
那条披萨是三个加币。”

“所以我绝对不会回印度。我宁可死在加拿大。”一场雨让夏天彻底过去。雨一下起来
,多伦多就突然冷了。我刚到加拿大那天也下着这样的雨水,天空漆黑,被雨淋了满头
。所以看到这雨,我多少有些惆怅。

梅姐不在的日子里,房子里忽然安静了许多。有时我们会唏嘘她人在海外,不能陪伴着
父母变老,只是说着说着大家就变得沉默,免不了联想起自己的境地。害怕有一天自己
也突然接到国内电话,也经历这样的生离死别。

两个礼拜后梅姐归来。看上去她似乎消瘦了几许,我安慰了她几句,她平淡地说了声谢
谢,又说老人走得很安详。她吸着地毯,显得有些心不在焉,常常看着地面发呆,一个
地方吸了好久也不知道挪一下。

我们都知道她心情不好,于是要她休息,我们干活就好。她没有争执,靠着墙站在一旁
。过了一会儿跟我说:“渔,你们有时间也要多关心关心父母。”我知道她在强忍着眼
泪,不敢乱说什么,只回答说打算以后立足之后,就把父母接来。

我早已从一个替梅姐看护房子的教友那儿得知梅姐从前的生活。来加拿大之前,梅姐和
老公生活让人羡慕。两个人在上海,一个是外企的中方副总,一个是私企中层领导,一
年收入足够在浦西买一套最好的房子。九十年代初出国潮时他们来到加拿大,除了行李
中的衣服鞋子,还有一手提箱的钱。

只是万事并不如心。生活像是高空自由落体,从前的经验毫无用处。在异国他乡生活坎
坷,读书出来却找不到工作,为了生存下来,梅姐老公白天打电话找工作,晚上开车送
外卖,梅姐则放下尊严到大学食堂里面卖饭。最难时口袋里只剩下五块钱,每天靠泡面
为生。可偏偏男人又突然患上了抑郁症,本来开朗健谈的一个人整日把自己锁起来,不
出门也不见阳光,见天一言不发如同朽木。

原本信佛的梅姐改信基督教,在异国他乡,他们只能寄托于信仰。每个周末,在士嘉堡
东北部的那个小教堂中,一群老移民聚在一起唱歌,一起做饭,大家在异国他乡抱团取
火。

“以前我也觉得时间多得很。”年轻时候她总觉得条件不好,妈妈过来也是跟着吃苦,
等到条件稍稍好转,妈妈却年纪大了,经不起舟车劳顿。“我就是好面子,一直撑着不
回国,现在好了,我没了妈妈,彻底不用回国了。”

这世界上最肮脏的莫过于自尊心。我心里多少有些伤感。对梅姐而言,家乡是他们再也
回不去的地方了,像许多人一样,当年放下一切选择离开,要是不能衣锦还乡成了笑话
,那就不要还乡好了。只有鄙视着比自己还要不如意的人们,心里才稍微好受一些。


九月底的时候,拉塞尔决定把店关了。眼看生意不好,这个老头决定止损。皮特和我只
能留下一个随他去其他店铺,我是新人,皮特是老员工又和他亲近,最后的选择不言而
喻。

他挑了一天收拾店铺。我们清空货架,把一袋袋光盘塞进卡车,一路向西南,走到城市
边缘。那里是他家所在。如皮特所说,老头的房子确实很大,虽然不是想象中的城堡,
但是有巨大的后院,用篱笆紧紧扎起来,种了两棵不知名的大树。树叶黄了,挂在树梢
上晃晃悠悠,看起来随时要掉落。

我们一起去街角一个巴基斯坦餐厅。吃饭时,他忽然问我:“渔,你有什么打算么?”

我摇了摇头: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他露出右臂,绷紧肱二头肌,像健美运动员一样摆了个姿势:“你知道,生活就是他妈
的一场战斗。你要么赢了它,要么它就把你吃了。”说着他哈哈大笑,两道胡子快乐地
翘起来,“我在自己当老板之前,干过不下二十份工作。”
他说自己第一份工作是推销员,穿着西服领带,挨家挨户卖各种奇怪的清洁用品。每天
嘴角微笑,被拒绝吃了闭门羹也要微笑,久而久之,嘴唇总是撅着几乎能挂衣裳架。后
来他又做过售货员、装卸工、餐厅服务员、超市收银员,每一份工作都很辛苦也赚不了
多少钱。

“最缺钱的时候,我甚至要去做脱衣舞男。不过,那帮混球没要我。”老头骄傲的昂着
头,我看到他的白发向后散开,像是只白狮。“渔,你要记着你自己心里想要什么。”
他拍了拍自己胸口,“你要做正确的选择。”

离别之后,我独自回家。躺在床上,突然意识到自己成了无业游民。

窗外不远处灯火明亮,门口中餐厅还亮着,我思虑再三还是爬起来,去买了一份新加坡
炒面,在路灯下边走边吃。房子就在不远处,夜色中这栋白色木屋像个巨大的集装箱。
我害怕回到集装箱之中,害怕自己会像难民一样再也走不出来。

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失眠,站在黑夜中,发了疯地想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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